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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向信仰的国家主义

2007-12-07 11:54:00 来源:博览群书 李冬君  我有话说

对于神来说,日本岛作为神国,难免有一种局促感。那么多的神社簇拥在日本岛上,真可谓“鸟居”(神社大门)遍地。日本“年中行事”,即传统节日,几乎月月皆有,而且多与神佛相关。释迦牟尼佛是外来的,要本土化,就得在日本“本地垂迹”,化身为天照大神(太阳女神)。日本人信仰泛神,泛神而又生活化了,多少会有

些迷信色彩。陈存仁《抗日时代生活史》说日本人迷信“八”字,就是来自佛教密宗的。

对于一个民族的信仰,是不能随便以“迷信”二字来打发的。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信仰,最好去看它的神话。

日本神话,源于“记纪”二书――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。《古事记》是神代记,而《日本书纪》则从神代进入了历史。

由“记纪”,我们看到,日本是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的。在神话中,自然神话一般来说具有基础意义。初民对包围着自己的自然环境感到神秘,认为其中有神,并因此产生出关于自然的神话。自然神话,是神话的原初形态,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家神话的素材,日本神话传说,多讲国土开辟、国家起源、皇室由来,自然神话只是插曲。同样,谈文化起源的神话,在日本也非常多,但是,相对于国家神话来说,文化神话则默默地扮演着配角。当然,也有关于民族和人类起源的神话,有将本民族神向人类之神发展的神话,但主要还是有关国家起源的神话。

日本神话,一开始就以国家神话作为统一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的主导理念,这样的神话,在其他民族中是罕见的,它是日本神话所具有的特性。

日本神话由高天原神话、出云神话、筑紫神话三部分构成。高天原神话,讲国土生成;出云神话,讲国土经营;筑紫神话,讲国家形成。但是,我们不要忘了,“记纪”二书,是“唐化”的产物。日本历史上,有过两次文明开化,古代“大化改新”,是“唐化”,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;近代“明治维新”,是“欧化”,为西方文化所化。

“唐化”由圣德太子《十七条宪法》开了先河,宪法第一条就是“以和为贵”,这显然是受了儒家思想影响;第二条是“敬崇佛教”,也来自中国;到了第三条,才是“服从天皇”,可见天皇权威还不行,要借助于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
“唐化”在制度上表现为采用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,在文化上出现了国家神话。圣德太子早就开始编纂国家神话,但他编纂而成的书,在一次政变中毁了。

从圣德太子到天明天皇,前后花了大约一百来年的时间,在书写方式、编纂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,日本国家神话都明显地“唐化”了,其中有些神话和传说,很可能就来源于中国,甚至还有不少语句,都是直接从中国典籍里移植过来的,其序文部分,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《进五经正义表》。那时日本本土文化尚在“神化”阶段,可“唐化”却要推动其“圣化”。因此,《古事记》里,“神皇一体”是神化,而“圣帝合一”则是圣化。

日本古代国家在“唐化”中形成,国家神话当然也要“唐化”。但是,古代日本人并未完全“唐化”,“唐化”是有选择的。儒教与日本氏族制度和祖神崇拜可以结合,隐士和神仙也可以接受,但老庄却被拒绝。

奈良朝,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无限推崇,可到了平安朝就开始挑剔了,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。例如,奈良时代的“花食鸟”,花和鸟,都是理想化的,被赋予了道德观念,这是唐风。可平安时代的“花食鸟”,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,其作为装饰纹样,表现了接近于自然原型的风格。后来,从观念上也发生转变,出现了“神道为根本,儒教为枝叶,佛教为花实”的观念,从花鸟意识到神道观念,这个转变,花了很长的时间。这样转变以后,日本人自以为寻到了文化的根,其实是个误会,在《古事记》里,神话素材是日本的,而神道――神化和圣化,则来自中国。

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《古事记》,即《古事记》在日本的文明进程中出现过两个版本,一个是大化改新时期的唐化版本,一个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欧化版本。唐化的《古事记》,以神皇一体来确立皇体;欧化的《古事记》,以皇国一体来确立国体。根子上都是那些神话故事,但着重点有所不同,唐化是皇体觉醒,而欧化是国体觉醒,在欧化中,皇体信仰转化为国体信仰。

皇体万世一系,以神话为根柢,是一种制度化信仰。然而,历史上,皇体的核心――天皇,却多半像汉献帝那样,被曹操一类的权臣挟持,没有多少尊严可讲,被杀死不少,被废掉不少,还有不少出家做了和尚,如同丧家犬。

由此可见,日本人对于皇体的信仰,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天皇头上。直至近代,由于西方列强都以民族国家的身份进入日本,刺激了日本人的国体意识,尤其幕末志士,坚决主张以国体回应列强。天皇代表国体,但国体却被幕府遮蔽,幕府非国体,却代表国家利益。幕府与皇体,格格不入。于是倒幕风潮骤起,推动皇体转化为国体,神话走向国家权力。

唐化初期,日本皇室也想建立唐朝那样中央集权、君临天下的王朝,但圣德太子认为,王朝不适合于皇体万世一系,因为有王朝就有改朝换代,就有革命兴起,缘于此,圣德太子尽管推崇儒教,还是拒绝了儒家朝代革命的论说。

日本没有王朝化,此乃日本之福,到近代,就选择了国体化道路。从皇体到国体,这一历史道路,决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本质。国体由皇体而非由市民社会发展而来,不管它如何欧化,从根本上来说,依然是中世纪的。皇国一体,是日本国体的灵魂――大和魂,欧化到此,适可而止。

而政府的欧化则彻底多了,历史上,日本除了有过短暂的中央集权时期,政府从来就不依附于皇体,在“和魂洋才”论者看来,政府不属于“和魂”,可以用“洋才”来改制,代议制也好,三权分立也好,都可以搞,只要是在“皇国一体”的前提下,走在日本国体化的大道上,自由民权也好,法西斯也好,都可以纳入国家主义的轨道,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,“东洋卢梭”中江兆民,自由民权运动旗手植木枝盛,文明开化论者福泽渝吉等为什么都没有走出国家主义樊篱。

这样的国体,成为神道附体,神话也就变成神典了。神典不是认识、研究的对象,近代以来,当日本学者借助西方神话学,开始研究日本神话时,却触犯了国家主义信仰的禁忌,惹来笔祸,甚至以“朝宪紊乱罪”下狱。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,“记纪”是信仰的“圣经”,不是神话,不能作为研究对象。

因为日本是神国,在日本讲神话学就是亵渎国体。后来,高山岩男在《文化类型学》里,一再强调国家神话和国体信仰,讲天皇是国祖神之裔孙,是人也是神,神性与人性集于一身,以此为据,将神话学纳入日本国体。他发现,日本神话里,没有印度的“梵”和中国的“天”那样的理性空间,神不是那种脱离人也能独立存在的全能的神,不是进行理性思维的绝对者。

诸神天真烂漫,有神格也有人格,日本人的祖先,由神生成。所以,日本人都是神的裔孙,都在其本分中与神相应,国土由神人共同开发,国家由神人共同经营,国民要参与国家形成,尽其国民的本分。王朝化,将人民转化为臣民,而国体化,要将人民转化为国民。上述诠释,属于欧化版本的范畴,唐化版本是“神皇一体”、“圣帝合一”。

唐化不适应近代的需要,是明摆着的事情,欧化又如何呢?高山岩男撇开了它们,他坚信《古事记》是纯日本的,应当使国家神话国粹化和宗教化。

高山岩男说:“不同类型的文化,若除开技术文化方面,实际上很难做孰优孰劣的评价,输入他民族文化,除非以此为机缘能够导致本国文化的发展,否则,一般都很难进行。日本人保留了许多固有文化,特别是在国体观念和国家意识以及神道信仰方面,日本民族几乎不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。日本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,总是保持了自己的固有文化,神国国家主义信仰成为接受和批判他民族文化的根本原理,在这一点上,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决不宽容”。这样说来,是把国家神话宗教化了。

神话是泛神的,还能接受外来影响,容忍不同版本,而宗教是一神的,国体宗教化了,国家只有一个神,那就是天皇――国君,代表最高神。因此,仅有“皇国一体”的欧化版本是不够的,还要进一步确认:日本就是神国,日本人从来就是神的选民,天皇就是神。皇室统治国民,不是基于国家权力,而是基于全体国民对天皇的宗教信仰。

高山岩男一再强调,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一开始就是宗教性的。与那种伦理的、文化的、权力的国家观念不同,宗教性的国家观念是日本所特有的。对国体的信念是宗教的根基,它不是某一个教派团体的宗教信念,而是国民共同体的宗教信念,也就是说,日本宗教是与教派宗教根本不同的国家宗教。因此,对国体的信仰和守护,是国民的最高道德,创建神人共同之国,成为日本最高文化。

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,高山岩男得出一个结论,正如他以宗教化的国家主义,兼并了神话式的唐化和欧化国家主义,在他看来,日本文化的发展,也超越唐化和欧化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。

在唐化过程中,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;在欧化过程中,日本文化差一点就全盘西化。所以,唯有日本文化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文化。通常,文化的世界性进展,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,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是如此。日清战争胜利,使日本超越了中国;日俄战争胜利,使日本超越了欧洲;日本还要发动世界大战,世界大战会使日本文化世界化。

这样,高山岩男就用自己的文化哲学,通过对神典“记纪”的宗教化和世界化释读,为日本发动二战建立了信仰的基础。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了,日本人服输,服输的标志就是裕仁天皇广而告之:我是人,不是神。这就动摇了神国的根柢。

于是,“记纪”从国家神话原型和国家宗教圣经,被还原为普通神话故事,脱了文化哲学的马甲回到神话学的视野里。但它们毕竟打上了国家主义的烙印,挥之不去。因此,我们今天读“记纪”,虽然要当神话故事读,同时,还要看它们如何从神话故事上升为国家主义,不光要注意其“世界化”的帝国主义,还要了解其“欧化”的民族主义以及“唐化”的王权主义,由此深入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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